所谓“官戒”就是君主对各级各类官吏为官道德和行为的警示、勉励之言。

在中国古代，官戒与官箴往往同时出现。“官戒“与“官箴”的区别就是，官戒的重点在于“警”，是由皇帝通过诏书向官员主动发出的警示，警告官员可能发生违法犯罪行为；而后者的重点在于“劝”，主要是劝告官员提升自我修养。

那么官戒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它又有哪些形式呢？

官戒的起源和发展

“戒”在当今仅仅是一个汉字，然后在最初却是一种文体，是一种君主用来自我警戒的文章形式。

后来，“戒”发展成为君主对臣子、父亲对儿子进行警示的文章形式。由此“戒”也分为“官戒”和“家戒”两大类。官戒是君主对百官的诫勉；而家戒则是父亲对儿子的诫勉。

由这里也能看出，“戒”这种文体在当时具有单向性，只能是君主对臣子，父亲对儿子，这十分符合封建时代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的特点。

不少史学家认为，“官戒”乃是国家中央集权之后应运而生的产物。伴随着权力的高度，第一批官吏也随之产生，在这些官吏们处理日常事务时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于是让最高统治者们产生了如何管理官吏的问题。

在当时，由于管理人员较少，统治者们并不希望通过免职的形式处理官吏。他们更希望通过奖励、惩罚、警告以及鼓励的形式去规范官吏们的办事行为，于是“官戒”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诞生了。

也就是说，官戒不过是国家成立初期，封建统治者为了更好管理官吏，从而产生的一种从上而下的监督方式。

我国历史有记载，最早的官戒是周代的“四方戒”。周代做为我国官吏制度的比较成熟的时代，也对官吏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。

因此周代留下的“四方戒”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话十八个字，但它却备受历代的统治者推崇，并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“官戒”的核心思想。

“四方戒”的内容是：“各修乎乃事，考乃职事。无敢不敬戒，国有大刑。”

“四方戒”也就是要求各级官吏要安心本职工作，忠于职守；如果有人敢不遵从这条戒语，朝廷将会施以重刑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。皇帝对人民的管理，要通过各级官吏的执行，才能落实到普遍民众。

秦始皇为了警示各级官吏，曾经通过李斯颁布一道《为吏之道》的官戒。虽然其内容已不可考，但通过对名字的分析可以推断出，这应该是一道对官吏的言行和道德提出了具体要求的官戒。

到了汉代，“官戒”已成为皇帝颁布的四种文体之一，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力。而皇帝颁布的另外三种文书分别是策书、制书和诏书。

从汉代到隋朝，“官戒”一直都是皇帝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了皇帝们治理官吏的重要措施。

而到了唐代，随着官戒成为皇帝管理手下的一种手段，而使其使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，其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

“官戒”的形式

唐代的“官戒”继承了前代的经验，“官戒”的制定进入了成熟期。在大唐时期，“官戒”主要有四种形式：以诏敕形式发布的官戒、皇帝对官吏的口头诫谕、皇帝为臣子御撰著作以及戒石铭。

一、以诏敕形式发布的官戒

诏敕是历朝历代皇帝的专用文书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御用”。

《唐六典》中明确规定的诏敕有七种，分别是册书、制书、慰劳制书、发日敕、敕旨、论事敕书和敕谍。每一种都有专门的用途，比如册书是专门用于册封皇后、立太子、封王侯的诏书，而制书主要用于颁布国家大的政策制度，以及宣布国家重大政令等等。

而其中第六类论事敕书就是专门用于“慰谕公卿，诫约臣下”，其实它就是变相的“官戒”。

论事敕书，从概念上就可以看出，它可以分为两大类：慰谕类和诫约类。

诫约类敕书用于皇帝表达自己对臣下工作态度不满的一种敕书。诫约类敕书一般具有一定的指向性，是针对某个群体的官吏，而很少是针对全体大臣的。这类敕书一旦颁布，它会伴随着一定的新措施或新的制度产生。

诫约类敕书也可以针对社会上除了官吏以外的其它群体。而且因为诫约类敕书含有训诫之意，所以用词和语气一般较为严厉。

慰谕类敕书与慰劳制书比较相近。但不同有两点：

1.慰谕类敕书含有慰劳之意，但它的重点在后面的“谕”，这里的“谕”可能“谕旨”，含有吩咐命令之意；也可能是“晓谕”，含有告知之意。

2.慰谕类敕书仅是慰问，而不具有慰劳敕书的奖赏功能。

也正因为慰劳敕书的奖赏作用明显，没有诫谕的成分，所以慰劳敕书不能算为官戒。

这种以诏敕形式存在的官戒是大唐官戒的主要形式，《唐大诏令集》和《册府元龟》两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唐代“官戒”资料，而其中以诏敕形式存在的官戒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
二、皇帝对官吏的口头诫谕

皇帝不仅通过敕书对臣下进行警诫和告谕，当然有时也面对面进行口头式的警诫和告谕。但这种形式不同于敕书的地方是：敕书比较正规，而口头诫谕比较随意。而且口头诫谕具有更强的针对性，仅针对皇帝召见的臣子。它的优势在于：能体现皇帝对臣子的恩宠，让臣子倍感亲切，鼓励作用较为明显。

三、皇帝为臣子御撰著作

唐朝皇帝为了诫勉臣子，甚至为臣子“亲自”著书，称为“御撰”。当然这里的“亲自”，应该是皇帝给定命题范围，命令一些博学之士，围绕给定命题写文章，然后再编辑成册，最后由皇帝御笔亲批，进行最后的审阅。

皇帝“亲自”著书的可能性较小，因为皇帝日理万机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写书，就算有皇帝著书也是初唐几位皇帝，晚唐的皇帝全都沉迷享乐，又怎会在劝诫臣子上下如此大的功夫。

而最能体现“御撰书”是皇帝下旨编写之书的是，唐朝武则天时期的《百僚新戒》和《臣轨》。唐史中明确记载，这是一代女皇命令周思茂、范履冰、卫敬业等编写的。

《百僚新戒》已经彻底失去了踪迹，而《臣轨》虽然也曾在我国消失，但它在晚清的时候，又由外国传回我国。

《臣轨》共两卷，分为序、正文和论三部分，它将为臣之道概括成同体、至忠以及守道等十大方面。

当然，也有皇帝亲自著书诫勉臣子的例子，比如《令长新戒》就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年宴请新授县令时，亲自写的一篇官戒并命令颁示天下县令，希望天下县令能勤政爱民。

以上是唐朝官戒的基本形式，在唐朝的相关文献典籍中留存较多。

四、戒石铭

戒石铭是官戒的一种特殊形式。皇帝在颁布诏敕和御撰著作后，为避免流于形式、时刻警醒官吏，就命令书法好的人将这些官戒书写后颁发给地方官，并命令地方将这些官戒刻成石碑，立于官衙门口，以便时刻提醒官吏要时刻勤政爱民。如上文提到的唐玄宗所写的《令长新戒》，就曾普遍在各地方州县县衙门口树立。

由上文可知，戒石铭的主要内容是皇帝颁布的诏敕和御撰著作，而皇帝的口头诫谕因其随意性，不能成为戒石铭的内容。戒石铭的主要形式是碑刻。

这种戒石铭在大唐时期比较普遍，但因其特殊的存在形式，到了现代，这种官戒已经很难看到了。

官戒可以视为最高统治者对官员们提出的道德行为准则，也可以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条文，因为它是皇帝通过不同形式发出的，在那个“皇帝出口为旨”的年代，其实这就是法。

虽然在官戒的警示下，仍有许多官吏游走在法律的边缘，甚至有官吏知法犯法，以身试法，但不容否认的是，官戒曾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意义。

虽然官戒存在着一定的不足，但唐朝始终在完善着官戒的作用以及实施效果，而且官戒与官箴组合后对官员的警示和劝告之意更大。

后世有许多人不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，单纯认为封建时代的东西都是糟粕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比如官戒和官箴就是封建时代留给后世的一项财富，同时也是推动后世王朝治理国家的前车之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