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中国人对神说“不”？在讲清这个问题前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，那就是这个“不”是“不信仰”还是“不相信”？

在2018年，我国官方发表了一份《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》白皮书，文中提到“中国信教公民近2亿，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。”可见，在中国上十亿人口中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居多。

“信仰”表现为对神虔诚叩拜，背诵经文，将神视为偶像，根据神的“旨意”为人处事。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，答案显而易见，大多数中国人对神明及其宗教没有信仰。

但是，中国人是否相信有神呢？这个问题就众说纷纭了。中华民族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民族，根据当下的需求，我们选择拜菩萨、拜基督或者拜佛祖。不信的时候，这些神都是“土木偶人”；信的时候，这些神又变成了“救命稻草”。但总的来说，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寻求一个心理慰藉而去拜神，实际上“神”对他来说可有可无。

中国人更爱实用主义

按中国传统神话体系来看，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神祇是盘古，盘古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。到了三国时期，徐整的《五运历年记》中记载盘古“龙首蛇身，嘘为风雨。吹为雷电，开目为昼，闭目为夜。”也是从这本书开始，中国有了“盘古开天地”的神话。而在道教的记载中，说盘古是鸿钧老祖或者元始天尊的化身。

同时，在这些上古神话中，伏羲、女娲也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仔细阅读后会发现，我们神话中的神与西方的神是不一样的。

在西方，神是无拘无束，不受限制的代表。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，他色欲熏心、善妒，经常幻化成各种动物诱骗陌生女性，充满了兽性。这些神除了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与当时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

而在中国，神则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化身。如盘古开天地、女娲补天、伏羲画下八卦图，这都是在奋力追求民众安居乐业。这些神话体现了“民本”的思想内核，以一种博爱而伟大的精神激励着当时的人们。

所以，最早的时候，这些神话对劳动生产有着促进作用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中国的神话追求实用主义，创作者根据当时时代的需求所创作。在古人笔下，中国的神不做没有意义的事。原因就在于古人本着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，神话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正面导向。

但是，古人的实用主义有着时代的局限性，有的神话是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无知，涵盖着对一些未知的自然现象的解释。比如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？原来是羲和在为太阳驾车；太阳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原来是后羿射掉了八个，留下一个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认为鬼神是“山川之灵”之类的说法。这看起来有些“走偏”了，于是，部分人群的思想开始觉醒。

这里首先要提到孔子，他是最早对神话提出批评的人，在神话体系成熟之前，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并且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倒不是孔子不相信有神，而是刻意将鬼神之说避开，认为人应该走在“礼法”的大道上，不应被鬼神之说控制心神。

其次是荀子，直接就驳斥了鬼神迷信一说，认为“天”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。荀子并非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，但他的说法，无疑标志着古人的认知进步。

最早的无神论者

西汉时期，这时的人们思想非常迷信，还出了一个影响力特别大的事——巫蛊之祸。当时的丞相叫公孙贺，他的儿子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刘彻。刘彻自然勃然大怒，不仅将公孙贺父子下狱处死，阳石公主、卫青之子卫伉、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也被牵连而丢掉性命。数万人卷入其中，为此惨死。

鬼神肯定是不存在的，虽然汉朝时期“独尊儒术”，但是儒家的学说被董仲舒所曲解，将谶纬之学也加入进去，掺杂了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。所以，东汉时期，有位叫王充的奇人在他的《论衡》中据理力争：

人死血脉竭,竭而精气灭,灭而形体朽,朽而成灰土,何用为鬼?

这只是《论衡》中的冰山一角，王充写此书的目的是“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虚实之分”。此书中还彻底否定了所谓的“天”，将其归类为一种自然现象。比如当时观点认为人是由于“天地合气”而有意识地产生的。王充说“此言妄也”，就像父母是在某个时间点出于情欲，因而才有了孩子，哪里会有意识地去生孩子呢？所以，人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，并非所谓的“天”创造的。

王充的说法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，“女娲造人”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他的《论衡》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不仅对“神”大肆批判，更是直接挑战当时的儒家学术权威所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。此书虽被列为禁书，但其中的价值巨大，被蔡邕、王朗称作“异书”。

《论衡》以缜密的逻辑与超前的论述，将鬼神之说批判得淋漓尽致，说王充是我国最早的无神论者毫不为过。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个无神论者范缜，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，创作出了著名的《神灭论》，其中写道：

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。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：精神和形体是相互依存的，既然人的身体死了，哪还有什么精神存在？很可惜的是，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传播途径有限，他们的论述没有被广泛地接受，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。

一是古代民众识字率不高。《论衡》与《神灭论》中的说理，在今天看来都比较晦涩，更不要说在古代的民间能有所传播。

二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无神论思想的围追堵截。古代王朝统治者们非常乐意用宗教来维持社会稳定，宗教有其迷信的一面，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正面价值，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大作用。这些供人参拜的神祇，正如前文所说，“体现了‘民本’的思想内核”。

无神论思想的传播

1840年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，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中华民族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强大的外患，国人要想“图存”，只能寻求变革。第一个要变的就是被清廷压迫的数亿民众的思想。于是，这一时期出来一句很著名的话——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有些有识之士开始从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学习知识，并将其引入中国。

这里要提到严复，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进化与伦理》，将其整理为《天演论》，此书用科学依据批判了封建神学迷信。《天演论》对中国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，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在年轻时酷爱此书，后来他们高举两面大旗反对封建迷信，一面叫“民主”，另一面叫“科学”。

再到后来，更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，历史由人民所创造，而不是所谓的“神”。

但是，21世纪的今天，对于“神”，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在“相信”与“不相信”之间徘徊呢？原因一是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；二是人们出于历史传统，没有彻底否定神学。尽管如此，与我们的历史相比，这已经是社会发展中的极大进步，随着时代的前进，无神论思想将深入人心。